中国青年加入法国外籍军团:逃离流水线,投奔血与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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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名普通的中国青年,飞赴千里之外,

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。

他们渴望战斗,渴望远离庸常的生活,

“有些我需要的东西,用血和火才可以满足。

那是‘正常’的生活里无法实现的一些东西。”

第一滴血

在我到达的那个早晨,两名拉丁裔的士兵把守着兵营大门。肩上扛着轻型自动步枪,穿着防弹背心,戴着绿色贝雷帽,他们用警惕的目光审视着我,在一种犹疑中打开了大门。在兵营的围墙上,一行金属铭文耀眼醒目:“ Legio Patria Nostra ”——“军团即我祖国”。我们这是在法国南部的尼姆,在法国外籍军团第五团的兵营中。

一间颇为舒适的办公室里,阿尔诺·盖里身穿作战服,站得笔直,他的相貌太过英俊了,咧嘴笑起来的样子像个孩子。但实际上,他不但是外籍军团的高级军官,还曾是一名法国特工。在 2018 年 6 月前,他还兼任过法国总统的特别军事顾问。

盖里上校口若悬河,细数家珍:“说罗马尼亚人、白俄罗斯人、喀麦隆人、美国人或者中国人都没有意义。我指挥的不是哪国人,而是外籍军团的士兵。他们通过不同的道路来到这里,不是由他们的肤色决定的,只因为他们够出色。”

阿尔诺·盖里如今已经 42 岁了,军衔中校,是法国外籍军团第二团的军事主官。在这个团的 1500 名士兵中,总共有 20 个中国人。“但我不能按照国籍去评价我的士兵。我只能说无论他们来自哪里,身上都有着各自的特质,这些不同的特质可以凝结为一支军队的战斗力,会在战场上赋予我们优势。例如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,一个作战单位可以做出快速反应,另一个则拥有必要的反击力量。有些士兵承受冲击并进行迅速反击的能力,在我看来是十分卓越的。”中校说道。

当一名新兵加入法国外籍军团,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名字。我的意思是:他们的名字在外籍军团中只能被视为一个符号。而为了保证来自不同国家的士兵彼此间平等相待,来自法国的士兵也要被忽视掉“东道主”的国籍。

除了成为无名氏,进入外籍军团的人也成了一个谜。在法国,国防军的士兵被平民们称为“伟大的哑巴”,因为他们总是在公众场合保持着缄默。而外籍军团,则更像斯芬克斯。除了很少被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,每当法国在海外有战事,外籍军团总是第一个被投放到战场,为法国流下第一滴血。这种“第一滴血”式的残酷,被很多法国姑娘视为一种性感。

对于外籍军团来说,在海外战场执行任务是一道“主菜”,总体 10% 的伤亡率就是一道“配菜”,“无名”是一碗汤,神秘的性感则是一道甜点。据说法国姑娘在看到法国国防军军人时会顾盼生姿,但当她们听到“外籍军团”这几个字时,会下意识地从包里掏自己的口红。

“也没有那么神。”陪同的军团联络官埃蒂安冲我挤了一下眼睛,“我们的士兵很腼腆。”

逃离流水线

一级下士志浩戴着外籍军团标志性的白色平顶军帽,看上去十分干练。他身材有些矮胖,因此散发出一种下沉、扎实的力量感。志浩刚进来时有些腼腆,因为他刚完成执勤就接到了接受采访的命令。他有些不乐意。但在兵营里,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座兵营里,上级军官的命令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

志浩的编制在外籍军团第二团巡逻队,简称“ PLE ”。作为只要涉及第二团士兵, PLE 的十多个人就会立刻出动,无论白天黑夜。

志浩向我点了点头,算是打了招呼:“好的。我可以接受采访,但是我不喜欢拍照。能不拍就不拍。”他用流利的法语一再向我强调。一个人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,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,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。即便他的身体、灵魂和银行账号都已经属于法国外籍军团,他还是拥有不拍照的权利。在这个自拍也是时尚生活一部分的年代,为了保证士兵的安全与隐私,外籍军团的士兵们大概是最后一批面对镜头时感到不自在的人。“我习惯和集体一起拍照。否则的话,我习惯让自己待在暗处。”志浩神秘兮兮地告诉我。

在法国外籍军团中,一名士兵会被要求始终像对待家人那样去对待自己的战友。因为法国外籍军团的交战史证明,把战友当成家人的士兵往往会战斗到死。但和普通的家庭不同,外籍军团这个“家庭”里的“家人们”原本都讲着彼此不懂的语言。

在短时间内掌握法语对志浩来说曾是一项巨大的挑战。来自中国山东威海的志浩是在 28 岁才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的。如今已经是他在外籍军团中服役的第 9 年,也是他的第二份 5 年合同执行期的最后一年。28 岁的兵源对于外籍军团来说已经属于大龄,这里新兵的平均年龄是23岁。志浩的父母现在还在威海经营着一家小商店。22 岁的时候,高中学历的志浩在威海待得憋屈,想要出去看看世界。他先到日本新潟的一家汽车厂里工作了 3 年。在此期间,他在互联网上读到了一篇关于法国外籍军团的故事。他突然感觉到了使命的召唤。

“当时我想,如果还是当一个汽车流水线上的工人,肯定无法体验那种电影一样的生活。外籍军团的军人职业肯定不像在汽车制造厂里那样干到退休,但薪水更高,福利更好,还有到全世界去游历的机会。那就像一次伟大的冒险。为了更多的可能性,我得强行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。”这就是志浩加入外籍军团的初衷。

“如果还是当一个汽车流水线上的工人,肯定无法体验那种电影一样的生活。

入伍手续无法通过电子邮件申请办理,志浩就申请了法国签证,自费前往法国外籍军团的征兵中心。“我什么都没对爸妈说就飞到了法国。在巴黎附近的诺根特滨海马恩,外籍军团有个征兵中心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中国人,加入外籍军团的过程异常顺利。当时总共 8 个人同期报名,我最后被留了下来。参加试训我也不担心,因为我体能不错。”为了能通过入伍试训,志浩一直在坚持锻炼身体,其间每天在网上学习一小时法语。

但这远远不够。试训期间,志浩一个月只学习了 100 个法语单词,为期 4 个月的试训期结束,他总共才掌握了 400 个法语单词。为了让法语基础薄弱的士兵能顺畅沟通,外籍军团的办法是将新兵分组:按照 1:2 或 1:3 的比例,让会说法语的新兵帮扶不会说法语的新兵。

志浩和马达加斯加人安德里亚被分到了一组。他觉得无论如何,自己最开始学到的法语应该是“敬礼”或者“立正”这样的词。然而,就像我们学习外语时最先学会的总是脏话那样,马达加斯加人教会他的第一个法语单词是:“婊子!”

除了语言,志浩对外籍军团的体能要求倒不担心,虽然那可能是很多人都过不去的一道坎。“第一次面试后,我被安排进行为期 7 天的心理与体能测试,最后是体检,然后就被送到了奥巴涅。”志浩说。

奥巴涅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马赛附近,法国外籍军团的指挥与训练中心坐落于此已经超过百年。在那里,新兵要再经受一拨为期 14 天的测试与考验。“在通过这些测试后,我就得到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,并搬到了卡斯泰尔达里镇。”

在这个小城中,志浩完成了从一个中国平民到一个法国职业军人的转变,他的“武力值”也爆发了。“第一个月学习战斗技能,包括单兵对抗、使用 C4 塑性炸药、各种武器装备的安装和拆卸。都摸到了,轻型自动步枪、榴弹发射器、米尼米 M249 轻机枪、 7.62 毫米口径 ANF1 机枪、 AT4-CS 火箭发射器……还要学习手语和军团荣誉信条。但是我发现,真正让你获得力量感的是与同伴的关系。那不是一种竞争关系,而是一种默契。假如我累了,会得到同伴的帮助;如果我的同伴有麻烦,我也会帮他分担,都是条件反射。”

精钢总需要千锤百炼。当他们正在餐厅吃午饭,教官可能会突然进来命令:“起立!集合!”他们要迅速在餐厅外集合,完成抗饥饿能力和主动调节身体机能的训练。“我就想着,反正我们大家一起都饿着呢。”志浩笑着说。

在体能训练和战斗技巧训练期间,外籍军团的新兵们不能与外界联络。只有外出跑步时,才是走出兵营的唯一机会。不过在训练期间,志浩游历的愿望实现了。他们在进行山地训练时来到了法国与安道尔、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,山里有个旅游胜地,叫福尔米盖尔。

在福尔米盖尔的体验,是一次为期 3 天的 60 公里负重越野跑。“我连福尔米盖尔长什么样都没看到。跑了 60 公里,到达兵营后还没来得及洗澡,就接受了授帽仪式。”戴上了外籍军团的圆顶军帽,就意味着他已经是一名正式的法国外籍军团的士兵了。“在第四个月的月末,我们回到了奥巴涅。我体重掉了 10 公斤。在人间蒸发了 5 个月后,我给我爸妈打了第一个电话。“什么?法国外籍军团?你们不会是要去侵略别的国家吧?”志浩的父母感到十分震惊,“你小子赶紧给我回来!”

志浩在授帽仪式前有一次选择回家的机会,但他选择了留下。“在最初的 5 年合同中,我选了一个战斗连。我原来从没碰过武器,这下都碰到了,跟打游戏似的。我最喜欢口径 5.56 的 M249 机枪和 7.62 毫米口径的机枪。还有 12.7 毫米口径、最大射程 3000 米的巴雷特反器材枪,那是摧毁车辆的无上利器。”

在加入外籍军团几年后,志浩的父母已经认命了,但还是逼着他娶了一个中国姑娘当老婆。现在志浩和自己的老婆住在兵营外的一座公寓中,他们的女儿名叫阿莱西亚。由于《日内瓦公约》不允许世界各国保有雇佣兵,因此志浩从外籍军团获得的报酬以津贴的名义支付。虽然每月除了住房补贴志浩只能拿到 1532 欧元,在法国属于低收入群体,但志浩觉得挺满足的。因为他过着一种不那么常规的生活。

不愿意拍照的志浩终于答应我给他拍照了,让他改变主意的原因是,他希望今后让他的女儿知道,她的爸爸在法国外籍军团时的样子。

“想找个地方去打仗”

卡斯泰尔达里镇是位于法国南部奥德省的一个小城,早上 8 点半,熊斌上了一辆民用车辆。他要外出巡逻。拥有熊一般身材的雅罗斯拉夫下士来自波兰,他会一直陪着熊斌。车辆进入居民区,熊斌目光扫视一圈,“我们会检查所有可疑的事情或人。有时可能就是一个小偷。”他指着一栋石头房子顶上变形的围栏对我说。他们两个人的腰上,都别着 9 毫米口径的贝雷塔手枪。

在外籍军团第四团第二连的大楼前,摆着一辆敞开盖的苏联时代的老坦克 T62BDD ,那是法国外籍军团从伊拉克战场带回来的战利品。这总让熊斌想起小时候在家乡见过的苏式坦克。

熊斌是浙江人,他的父亲是一个建筑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。21 岁那年,熊斌第一次听说了法国外籍军团。“我从小就想当兵。但在中国, 21 岁就已经过了参军的年龄,而外籍军团招兵的年龄上限是 39 岁。”

“从家到上海,直飞巴黎。通过招兵初选那天,我特别高兴。父母也高兴。第四团是一个特别好的战斗团,最初因为大家语言不通,我只能靠手势和战友交流。后来语言能力提高了,生活就没有什么障碍了。”熊斌告诉我。

“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钱,只是因为崇尚军旅生活。在这里,我每个月可以拿到 1350 欧元的津贴,如果在海外执行任务,每天还有 40 欧元的海外行动补助。我可以去很多地方,看看在那里发生了什么。之前曾经被派到了马里。那里天气很热,住宿和吃的都很好,假期时还可以喝点酒。唯一遗憾的是在那里没机会参加战斗。”

在军营的宿舍,熊斌的室友是一个巴西人和一个俄罗斯人。房间的一角有一个集成化厨房。暖气上,晾着一方毛巾。床底下,挂着他的军靴鞋带。注意到了我的目光,他赶紧把鞋带收到了鞋里。在门旁,放着一块熨衣板。和我设想的到处都是武器和空酒瓶不同,他们的房间里充满了阳光的味道和生活气息。在法国外籍军团中,所有的宿舍几乎都是一样的。兵营是属于男人的世界,但内务收拾得如此干净并不会让男子气概减少。相反,这是他们的一个信条。

执行任务之余,熊斌会特别想念家人和朋友,尤其想念家乡街头的牛肉拉面和烤串。“还有火锅!特想和家里人一起吃火锅!”今年 26 岁的熊斌也会不时地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。这已经是他加入外籍军团的第 5 年了。“我也不知道以后会回中国还是留在法国。如果还是喜欢军旅生活,当然是留在这里更好,运动锻炼多,对身体也好。我真正的梦想是以后可以驻扎在法属圭亚那。那里生活比法国条件艰苦。我想找个地方去打仗。

血与火

在卡斯特诺达尔的训练场上,我遇到了潘娃下士。在他的脸上有一道疤,将他的前额切成了两半。潘娃有着一副撑杆跳高

负责接待我的上尉告诉我:“过去我们这里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军人,但很多都是炊事兵,因为他们做的饭确实好吃。今天,他们比以前更具战斗素养。潘娃可能会成为我们将来负责训练的军士长。”“他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?”军士长答道:“你可以自己问他。”

31 岁的潘娃出生在西安,至今单身。他的父母在西安经营着一家职业介绍所,哥哥开着一家古董店,家境在当地相当不错。在天津,他也有自己的生意。但那时每天在办公室中的例行公事让他觉得生活了然无趣。“ 3 年前,我无意间浏览到了外籍军团的招兵网站。去当一个职业军人,这个想法把我自己给震撼到了。我有近视眼,加上当时已经 28 岁了,不可能加入中国的军队了,法国外籍军团就成了剩下的选项。”

潘娃把这个想法埋在心底,并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。因为如果告诉了他们,就可能会被父母捆回家。潘娃直接跑到了法国签证中心,说想要去参加外籍军团。签证官告诉他,那需要他提供一份法国外籍军团的邀请函。无法出具邀请函的潘娃先后被拒签了三次,不能再申请法国申根签证了。不得已,他申请了一份意大利的旅游签证,然后辗转到了奥巴涅。

“体能测试很简单,我练过拳击,还会柔道。最大的问题还是法语:基础是零!更糟的是,在我们连,我是唯一的中国人,因为语言问题经常惹麻烦。比如教官命令我整理床铺,我没听懂,就只回答‘是,是,是’,却不知该执行什么命令。几次之后,教官把我的东西都扔到了地上,因为他觉得我不是一个服从命令的好士兵。有几次我都想放弃了,幸亏身边还带着一本《法汉词典》。”

加入法国外籍军团一年后,潘娃告诉他的父母自己不在天津了。“他们很生气,也很伤心。我告诉他们我加入了一支法国军队的时候,他们有些不知所措。我只能尽量向他们解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,兵营中是什么样,让他们平静下来。我哥则劝他们说,他们应当尊重我的选择。”直到今天,潘娃的很多朋友依然不知道他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。

潘娃不缺钱:“我不是为钱卖命来的。其实我在中国赚的钱比在外籍军团多。我在中国每月大约能挣到 15000 到 23000 元人民币。我就是喜欢端着 HK416F 步枪的那种感觉,那是军团的全新制式步枪。现在在军团,我是一个小小的‘领导’,负责指挥几名士兵。我对他们承担的责任,让我觉得这些都有意义。我可能天生就适合干这个。”

潘娃一直在对我说他有多渴望参加外籍军团在海外的行动,无论是战斗还是拉练。“我加入外籍军团时间不长,但已经去过马里、圭亚那、黎巴嫩、约旦和阿布扎比。”他向我掰着手指头数着,“即使回到基地,在军营里,训练也不会中断,每天都要慢跑、俯卧撑、游泳,还要参加战斗训练,用 AMAS 突击步枪射击。”

他第一次参加“海外行动”是在吉布提。2017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,他所在的团来到了吉布提阿塔海岸的作战训练中心。在那里,他赢得了一个“蝎子”的绰号。那是潘娃最值得骄傲的一段记忆:在极端疲劳条件下进行的实弹反游击训练项目。“环境温度最高时达到了 60℃ ,你不但要生存下来,还要用实弹射击,达到优异的考核标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‘蝎子’这个绰号了吧?”潘娃笑得一脸得意。加入了外籍军团,他就不再是一个小商人,而是一个脸上有道伤疤的、绰号“蝎子”的狠角色。

“你参加过真正的战斗吗?”我看着潘娃脸上的疤问他。潘娃回头看了一圈,回过头告诉我:“除了‘蝎子’,我的绰号里还有‘不死鸟’和‘美洲虎’,都是在训练中获得的。因为我在训练中很拼。在真正的战斗中,总会面对要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刻。”

2016 年,刚刚正式加入外籍军团不久的潘娃被派到了非洲的马里。那是撒哈拉沙漠西南部的萨赫勒地区,外籍军团派遣了 4000 名士兵参与打击当地的恐怖组织。“在战场上,敌人会隐藏在平民中间。直到他们发动攻击的那一刻,我们都不知道哪个是我们的敌人。那天,我们团的一辆步兵战车遭到袭击。当时我们正在道路上设置路障,平民的人群从道路上鱼贯而过,一切都很正常。”

袭击是在一瞬间发生的,时间短到潘娃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反射让身体做出反应,没有时间思考。他们平时的训练,就是让思考变成条件反射的一部分。突然间就有人大喊“隐蔽!汽车炸弹!”可能视线的余光还没有搜索到那辆汽车,身体就已经下意识地扑向隐蔽物了。一辆装满爆炸物和金属碎片的汽车冲向了外籍军团的那辆步兵战车,将他们的战车彻底摧毁。但是战车的装甲很好地保护了车内人员,让他们在那次爆炸中幸存了下来。一名恐怖分子和 4 名平民在那次爆炸中丧生,另有 31 人重伤,其中包括外籍军团的 8 名士兵。“我就在这 8 人之中。一片褶皱得像废纸的铁片打在我的钢盔帽檐上,铁片的尖在我额头上留下了这道伤疤。”

另一次让潘娃印象深刻的战斗发生在法属圭亚那。当时为了清剿盘踞在那里的毒品走私集团,潘娃所在的团被部署到了圭亚那的丛林中。“我们排成纵队在丛林中行进,直升机在天上飞过,突然就遭到了袭击。你可以听见子弹从丛林中射出、打在树枝上的唰唰声,却什么都看不见,只能无目标地射击。但一个弹夹的子弹还没有打光,一切就又归于沉寂了。我们都穿着防弹背心,但前排的伙伴还是有伤亡。”

在潘娃看来,只有经历过战斗,才会理解为什么外籍军团的训练总是那样不讲道理。在阿布扎比,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地方,他进行过沙漠战斗训练。“每天负重行进 8 公里,然后进行巷战训练。最后是在沙漠里以 30 人为一组,进行为期三天的沙漠战演习。每人只配给三升水,没有食物。当时沙漠里的温度是 45℃ 。我们要学会如何在沙丘上挖坑制造阴影以躲避阳光的毒晒;为了获得更多的水,用防水布收集夜晚的薄雾;或者挖沙找水,用木炭和沙子过滤后就直接饮用。完成那次训练后,他们就管我叫‘蝎子’了。”

在亚马孙丛林深处,潘娃的体能被推向了极限。缺少食物、不间断的高能耗训练,外籍军团的军官还要通过体罚加强团队的凝聚力。“我戴着头盔,穿着防弹背心,在阳光下站了 3 个小时,彻底虚脱了。但我是最后一个才倒下的。”潘娃失去了知觉,醒来后却发现有人管他叫“不死鸟”。赤道森林训练中心则是一个充满了恶意的地方。那是一片海岸边的红树林。涨潮时,参训人员只能在树丛间泅渡,靠拉着绳子前进;低潮位时,就会身陷 50 厘米的泥浆。身手矫健的潘娃在这片充满恶意的红树林中赢得了“美洲虎”的称号。

“从马里回来后,我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在马里,所有的人都戴着面纱,你看不见他们的脸只能注视着他们,观察他们的肢体动作,一切都充满了未知。付出生命的代价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,只能靠在训练中做好的最充分的准备。”潘娃说道。

“你可以听见子弹从丛林中射出、打在树枝上的唰唰声,却什么都看不见,只能无目标地射击。

志浩、熊斌和潘娃虽然都来自中国,但他们的家乡也是属于天南海北,他们从未在兵营中谋面,也没有一起执行过战斗任务。

潘娃在外籍军团中属于津贴水平较高的。虽然他不是为钱来卖命的,但外籍军团每月付给他 2300 欧元的津贴,这让他觉得对得起自己的战斗力。熊斌还没有经历过战友在战斗中的伤亡。但他觉得他现在在做的每一件事,都让自己更像个男人,也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。志浩也想去马里。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“我对圭亚那不感兴趣,因为那里发生的算不上打仗。”

有一天将枪口对准自己的祖国?“不可能的!法国外籍军团有一个传统,不允许一个士兵参加针对祖国的战争。”这是他们共同的选项。

“对我来说是一次冒险。”潘娃说,“压力一直都在,可以把人推向自己的极限。压力迫使我超越自己。我觉得有些我需要的东西,可能是用血和火才可以满足的吧。那是‘正常’的生活里无法实现的一些东西。”

撰文/摄影:Antonio Pagnotta

来源: 时尚先生ESQ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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