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国郊外的华工墓地 100年来都在等待亲人出现(组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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▷程玲在爷爷的墓碑前

2008年,距离巴黎市中心200公里外的小村庄Ligny Thilloy,迎来了几个少见的中国面孔,他们最终停在了一处叫博朗库尔(Beaulencourt)的公墓前。

50岁的程玲在丈夫和女儿的陪伴下来到这里,她被告知,这里就是爷爷毕粹德的安葬之处。

这是程玲努力了十年的结果,她一度对从未见面的爷爷一无所知。后来才了解到,在上个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大约有14万中国劳工登陆欧洲、加入战事。爷爷毕粹德也在其中,他最终死在了异乡,只有一块纪念章被带回了中国。

法国郊外的田间,站在毕粹德被翻译成“PI TSUI TE”的墓碑前,程玲成为了一战结束以后,第一个来到这里祭扫的中国人。

爷爷的“编号”

程玲从没见过那个叫“毕粹德”的爷爷,父母很少提起他,父亲甚至在战乱年代改换了姓氏。直到1998年,程玲回山东莱芜老家探亲,无意中看见了一块铜章。

铜章就放在老宅的窗台上,已经年久失色,章上有一个蓄着大胡子的外国人,胡须缝里渍着黑油泥,蓝白线编成的章带磨出了线头,程玲随口问了一句“这是什么?”

“这是爷爷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章。”堂哥接过了话,程玲第一次知道,爷爷也卷入了上世纪初,那场带走上千万人生命的战祸当中。他最终死在了欧洲,是同乡把纪念章带回了老家莱芜上裕村。

奶奶找人“高人”把爷爷的“魂儿”请回了家,在老家为他置了一座“空坟”,奶奶后来也葬在了旁边。

爷爷毕粹德的形象不再是一片空白,但程玲想了解的更多:爷爷究竟因何去世?他最后真正的安息之地在哪里?

那块铜章是唯一的线索来源,查阅资料后程玲知道了,铜章上那个“大胡子”就是当年“英国国王兼印度王”乔治五世的头像。在背面,一名战士赤身骑在马上,一手牵缰绳,一手持短刀,并刻着两个代表年份的数字:“1914”和“1918”,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和结束的时间。

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在《为文明出征》一书中推测,1916年至1918年间,约有14万中国劳工来到一战的西线战场,他们从事挖战壕,修铁路,运输武器、零件加工等工作。战后,英国颁发了60万枚战争奖章,大部分欧洲人拿到了银质奖章,中国劳工只拿到了铜章。

铜章最特殊的地方是它的侧壁刻着英文单词“chinese”和一串阿拉伯数字,分别代表劳工的国籍和身份编码。毕粹德的编号是:“93237”,这成为程玲寻找爷爷的起点。

▷程玲爷爷获得的纪念牌

山东华工

1998年开始,程玲不断写信给驻法使馆、外事部门,并且联系海外华侨媒体,但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过更多回音。

山东人多是体格强壮,曾是华工的主要招募地区,2003年,山东当地媒体举办了寻找华工后裔的活动,省内各地的华工后裔有几十个来参加,那次活动中,程玲认识了另一位华工的后人孙光隆。

孙光隆的爷爷孙干是淄博市博山人,他生于1882年,与毕粹德的命运不同,在作为一战劳工赴法国两年后,孙干于1920年平安返乡。

在欧洲两年零五个月,孙干用小楷毛笔字记下了这期间的见闻和心情。在爷爷去世多年后,孙光隆终于把8万多字的半文言文手稿整理完毕,他越看越兴奋,感觉“像打开一个万花筒”。

受益于这份手稿的还有程玲等其他劳工后人,以孙干的笔触,他们看到了祖辈在欧洲战场上所共同经历的那段岁月。

1917年,35岁的孙干正在老家当教书先生,他看到了英法招工的告示,动了“走遍五洲”的心。孙干不顾父母反对,报了名,他原本体格瘦弱,但负责人看他很有诚意,还是将他录取了。

招工的体检非常细致,包括了对于口、鼻、皮肤等各个部位的检查。之后,孙干手上被戴上了一个铜镯,上面刻着代表其身份的编号,这串数字就是后来铜章上的号码。这一细节让程玲认定,铜章上的编号就是寻找爷爷的“钥匙”。

远渡重洋

2000年,借着女儿到英国留学的机会,程玲发动她在英国寻找有关一战华工的线索,自己则在老家继续搜集资料。

女儿乘坐的国际航班十几个小时就抵达了英国,100年前,毕粹德和孙干他们无法想象的事情。村里一位老支书告诉程玲,当年上裕村一共有11个劳工去了欧洲,从出发到法国,用了49天。

山东省华侨会馆的展览里,有一张华工前往法国的路线图,图例显示,大部分华工从青岛出发,先穿过太平洋,在加拿大温哥华登陆,坐火车横穿加拿大,到达加拿大东海岸哈利法克斯后再次登船,穿越大西洋抵达法国的勒阿弗尔码头或者马赛港口,进而登陆。

程玲还了解到,除了青岛以外,也有一部分华工从威海卫码头出发,他至今都不能确定爷爷毕粹德是哪里离开的祖国。

孙干是从青岛出发的,一上船就套上了“太平带”(救生衣),这是孙干第一次出海远行,既紧张又兴奋,他在笔记中记载;“第一夜,船在东海颠簸亦甚。余默想:自己性命如能平安到欧,惟赖神灵保佑,默祷再三。”孙干的确是幸运的,日后的史料记载,曾有一艘载有中国华工的轮船在大西洋被德国潜艇击沉,有约500华工在赴欧的路上遇难。

登船的快乐很快被晕船的痛苦代替,常常有人在船上呕吐,难受时孙干只能平躺在舱中,为了减少晕船之苦,劳工们用登船时领取的大洋,在船上购买烟卷、糖果、鱼、葱、蒜等食物来吃。孙干和和同乡合伙贩卖黄豆,遍船舱中游走,且叫且走,以免去晕船之苦。孙干曾看到有不守规矩的工人,因偷窃被船主发现后殴打。

矛盾不仅存在于华工和外国人之间,在拥挤难耐的船舱上,劳工之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。华工王忠进曾在酒后和女儿王玉美及女婿聊起船上的故事。和孙干一样王忠进也是在1917年去的法国,他所乘坐的大船上有1000人左右,十分拥挤。

其中三分之二是山东人,另有三分之一来自其他省份,两个地方的人常因琐事吵嘴,由于山东人说话慢且憨,总是在嘴上输给外乡人,在公海境内,王忠进看到几个山东大汉把一个外乡人捆起来投进大海,直到“压船”的外国人出面,双方才讲和,和好的方式是外乡人集体请山东人喝啤酒。

孙干后来把在船上的见闻写成了歌谣,“一离青岛四无山,绿浪白花远连天”。,孙光隆小时候,常常在清晨的睡梦中就听爷爷哼起那调子,华工后裔们聚会时,孙光隆会把从爷爷那里学来的调子唱给大家听,

聚会时,大家都在讲述着祖辈的各种回忆,程玲在一边仔细听着,也希望在别人的故事里,感受到爷爷当年的经历。

▷一战华工旧照

在异乡

程玲曾试图从上裕村其他华工后裔那里了解爷爷的事情,很可惜,一些上了年纪的知情人相继去世,和程玲同辈的人,多数和她一样,对祖辈的经历知之甚少。程玲只听村里的老支书说,爷爷当年在欧洲当过厨子,负责给华工做饭。

这个说法让程玲五味杂陈,她的父亲是1917年5月出生的,爷爷毕粹德离开时,父亲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娃娃,“爸爸一辈子也没吃过一口爷爷做的饭。”

据说爷爷离开时奶奶十分生气,曾说“走了,就再也别回来”。没想到,上裕村11个赴法华工,最后,只有爷爷一人没回来。

在孙干的手稿里,记录了他初到法国时的眼花缭乱,第一次见到飞机、第一次见到氢气球都让他震惊不已,他还很诧异法国的乡村也有漂亮的楼宇和整齐的植被。

初到法国后,英国管理员按照“木匠”、“石匠”、“瓦匠”、“当兵的”、“修铁路的”等分类,有手艺的华工可以按照分类报名,到有需求的工厂参加考试。

最终,孙干被分配到一个叫“艾斯布劳凯(音)”的地方,在那里能听到隆隆的炮火声。他和五百个华工被分为四个组,由大工头带领做工,有时伐木修路,有时候装卸火车,也有人被分配去挖战壕,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工作。

孙干觉得在法国的伙食种类丰富,有牛肉、土豆、葱头、米饭等等,但食物的量却只有国内的五分之一,山东大汉们经常“食欲方兴,食物已罄”,华工们为此给英国人提过意见。

被分配到不同地方工作的人,情况不尽相同。王玉美说,父亲王忠进抵达欧洲后在一个码头做搬运工,那里的饭食很好,剩饭从来不吃,全部倒入木桶,码头边上带气儿的饮料可以随便喝,王玉美猜测,父亲一百年前喝到的就是“可口可乐”。在码头工作的华工管理比较宽松,下班后,王忠进有时随工友出去喝两杯洋酒,还曾找“法国女郎”同饮。

据华工鞠星垣的后代鞠法全说,他的爷爷则是在一家英军战地医院做后勤。工作地点虽不同的,但令华工门共同感到意外的是,欧洲女人不仅不用“裹小脚”,甚至还可以进工厂工作,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。


▷孙干的后人获得了外国政府颁发的纪念牌

长眠法国

程玲很羡慕孙光隆,他能在爷爷的手稿里知道祖先的故事。程玲的慰藉只存在于档案馆里,尽量不放过一点线索。

在查看资料图片,面对着一张张近百年前的面孔,程玲有时看得出神。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是高高大大、浓眉大眼,她深信这点遗传了爷爷的基因。一次,她在一张一战华工的老照片中看到很像自己哥哥的人,于是翻拍了照片拿给去问亲戚们,“这会不会是爷爷?”

终于,在英国留学的女儿传来了消息。

2003年,女儿王子怡联系上英国当地的墓葬管理委员会,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把毕粹德的编号发给了这个组织。没想到,两天后真的收到了回信。对方不仅提供了毕粹德死后安葬在法国博朗库尔墓地的信息,还提供了他们所掌握的所有遇难华工的下落。

华工死难者的信息印满了几十张A4纸,程玲没有仔细数过,但她推断上面至少有上千人。

程玲没想到,真得能找到爷爷的下落,按照华工后代们了解到的信息,当年中国华工和外国人相处的并不和谐。

孙干在笔记中提到,一些负责华工管理的外国人以“主人”自居,,加上翻译人员少,沟通中常常出现误会,华工与管理人员动辄出现冲突,还曾为此罢工。

以他在艾斯布劳凯(音)工作时的见闻,一些嗜酒嗜赌的华人难免给外国人带来一些误会,孙干曾看到,一些法国的商店在门口贴着禁止华工入内的纸条,还有华工因偷了果园的苹果,而被“挂牌示众”。

为了劝说部分华工改掉恶习,老师出身的孙干曾在华工营贴出公告,号召大家学习写字,戒掉赌博,私底下他还主动教授华工识字看书,孙干还鼓励华工们在法国多学习欧洲的先进技术,将手艺带回国内。

虽然华工与外国管理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,但工作效率远远高于本地工人和其他外国劳工。历史学家徐国琦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,一个英国军官证实,中国人每天可以挖土200立方英尺,印度人是160立方英尺,而英国人只能挖140立方英尺。

也许正是这样的工作效率,让华工最终赢得了认可和尊重。程玲后来了解到,曾有人为了节约安置曾本,提出过将中国华工遗体集中埋葬,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通过。不仅如此,英国墓葬委员会还保留了当年华工的遗物,只要输入编号,就能查询到当年华工是否留有遗物。

程玲从英国的墓葬委员会得知,爷爷毕粹德的死亡时间是1919年9月27日,死于爆炸的弹片。毕粹德没有遗物,包括那枚铜章在内的物品,都被同乡带回了中国。

按照爷爷去世的时间推算,1919年已经停战,程玲猜测爷爷可能是在清理战场时意外身亡的。在徐国琦的书中曾提到过,一些不知情的中国华工甚至把手雷等武器当作娱乐工具来把玩,不乏伤亡者。

孙干也曾参与过战后清理战壕的工作,他形容战后的场面“尸横遍野,满目萧然”。他自己同样遭遇过一次危险,一枚炮弹落在院子外的泥潭里,幸好没有爆炸。

去与归

虽然查询到爷爷的下落,但因种种限制,程玲去法国给爷爷扫墓的愿望一直没能成行。2008年清明,程玲在山东当地媒体发表了一篇名为《该怎样祭奠安息在法国的爷爷》的文章,这篇文章翻译成外文,被法国华侨张瑞哈看到。

张瑞哈的爷爷也是中国华工,战后留在了法国,张瑞哈曾试图到中国寻亲,但没能找到爷爷的其他亲人。他流着泪读完程玲的文章,得知程玲希望来法国为爷爷毕粹德扫墓时,他通过中、法的外事部门,联系到了程玲,法国大使馆为程玲一家三口免费办理了签证。2008年11月10,程玲和家人终于站在了爷爷的墓前。

100年前,即将回国时,孙干也曾去葬有华工的墓园祭扫。墓园的环境干净、漂亮,华工的坟墓与其他的坟墓最大的区别就是,坟前没有更多祭扫留下的鲜花。

资料数据显示,在一战中丧生的中国华工一共约有3000人左右。大部分华工在战后回到了中国。1919年,孙干也面临着战后遣返回国的命运,他曾在战后给英方写过一封信,呈请由法转到英国勤工俭学,但最终没能成功。

这件事让孙干遗憾了很久,据孙光隆所知,爷爷回到中国后,曾办过一家女子学校,还在博山附近的教堂办过展览,将欧洲的见闻、一战子弹壳展览出来,他甚至还亲手用木头做了一架飞机模型。

在码头工作的王忠进回国后,用积蓄盖房置地,娶了媳妇。后来的十年里,王忠进又去国外打工两次,其女儿王玉美回忆,小时候家境殷实,她从小没做过什么重活儿,王忠进总是在酒后和她提起去法国赚的第一桶金。

也有劳工就此与故乡分别,为英国战地医院服务的鞠星垣回国两三年后,再次与供职的英国医院院长取得联系,重新回到了英国工作。1937年,鞠星垣最后一次回到中国,希望举家移民英国,由于妻子反对,鞠星垣独身一人回到了英国,之后没了音讯。

1963年,鞠星垣的孙子鞠法全已经在读高中,那一年,家里收到了山西省外办转来的一封信,这是爷爷鞠星垣的遗嘱,与信一起寄回来的还有2000元钱,鞠法全相信,爷爷的最后时刻还是惦念他们的。

▷程玲抄下墓地里其余11位华工的信息

等待祭扫的墓碑

2018年,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之际。在这场战争中,曾一度被忽视的中国面孔,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。

去年,英国电视台播放了纪录片《英国被遗忘的军队》,其中展示了部分一战华工的信件、日记和文件,这是英国主流媒体首次制作纪录片追忆这段历史。据《欧洲时报》报道,今年9月,伦敦城市机场附近的码头将矗立起一座纪念一战华工的华表。有媒体评论说,“这是一次迟到百年的认可”。

如今,60岁的程玲已经成为山东地区华工后裔的“群主”,这些年来,有四十多位华工后代彼此取得联系。

2018年6月中旬,在山东华侨会馆的组织下,来自山东各地的十几名华工后代举行了一次“聚会”,程玲说,这是她寻找爷爷之后,官方第一次举办华工后裔的集体座谈会。

孙干、鞠星垣、王忠进等华工的孙辈们又聚到了一起,带来了爷爷们留下的老物件,一个铜勺,或者一只木箱,但大家更愿意谈起关于爷爷们的传说。

在华工后裔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,“爷爷们个个身材高大,长相俊朗,很受法国女人的欢迎”。据鞠法全所知,爷爷移民英国后,在那里又成了家,“那边”还有他素未谋面的亲戚。

找到了爷爷的安葬地,程玲在聚会上可以谈起的祖辈过往更多了。如果说还有什么心愿的话,她能帮更多的华工后裔找到亲人。

程玲还一直记得2008年那个冬天,在爷爷墓前的情景。她从山东老家带来了泰安白酒,沾化冬枣,济南点心,依次摆了出来。程玲一家人跪下,给爷爷磕头。

在墓园里,还有另外11名中国华工的墓碑,其中有些上面没有名字、只有编号。那一天,程玲的丈夫给所有中国老乡都点了根烟。

 

来源:北青深一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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